18日上午，北京奥运会田径 比赛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进入第四天。在备受关注的男子110米栏第一轮角逐中，中国飞人刘翔因伤退出了比赛，他的队友史冬鹏和纪伟分别以13秒53和13秒57携手晋级第二轮（据8月18日  新华网）。

    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上，亚洲飞人刘翔摘得田径110米跨栏项目的金牌，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耀眼的体育明星。因此对中国人来说，110米跨栏项目已经成为北京奥运会上最值得期待的比赛，刘翔极有可能为中国再次夺得金牌。然而，就在关切的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汇集到刘翔身上时，他却因右脚跟键受伤退出比赛。顷刻间，许多人面目惊谔不已，暗然泪下，觉得大失所望，万分遗憾。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翔承载着中国田径的全部，他不只是一个体育明星，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自尊和自信的象征，刘翔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人们对他因伤退出比赛倍感痛心，这种婉惜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毫无疑问，刘翔退出此次比赛，对中国来说，失掉的可能是分量极重的田径金牌，但随之而浮上来的则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体育精神。这个分量恐怕比夺得金牌会更重。更使人们欣慰地看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奋战”的“体育机器”不见了踪影。我运动我健康，我比赛我快乐，我退出比赛更是为了确保健康，一个有血有肉的运动员回归赛场，不失为奥运盛会的幸事。其实，稍有一点理性的中国人，都不会把国家的兴旺发达之重任压在刘翔们的肩上。他们更应知道，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真正懂得健身强体，拥有阳光般的生命与生活，恐怕才是刘翔本身最现实的重大示范意义。

    因此说，中国人对其心目中的奥运英雄刘翔因伤退出比赛，不应该是感伤，而应该是感动，要为之喝彩，毕竟健康比金牌更有价值，奖牌不是我们惟一的期待，全民健康才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中国人爱金牌，但更爱体育精神。我们期待着刘翔能够夺得金牌为中国争光，但同时也必须懂得刘翔的飞翔与中华民族的腾飞无关，中国并不需要一个运动员的表现来证实自己，一名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也无法证明一个国家从此就走向了强大。说实在的，刘翔只不过是一个有天赋、有体力、有毅力、有活力、有技巧的跨栏运动佼佼者。刘翔需要减压，他不能承载得太多本不属于他应负担的东西。比如，振兴中华之类的。

    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固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舆论的“棒杀”。 此刻，对待刘翔的态度也反映着一个民族体育观的成熟与否。我们应该更加以平常之心理解刘翔，热爱刘翔，支持刘翔。刘翔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体育英雄，期待着他早日康复，继续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体育快乐。

    辽阳市把设立行政效能监察投诉电话作为保证政令畅通、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举措之一。尽管报道没有说清楚行政“１１０”隶属哪个部门，其后还有没有专设的督办人员及办事机构。但无论如何，它充其量也就是为解决群众投诉难，提供了一些方便。无数事实证明，为铲除腐败痼疾，政府脱离自身的管理组织或纪检监察部门而重新专设监察机构，不仅凸显人治，多此一举，而且实效甚微，徒劳无功，甚至会导致新设监察机构握权大搞腐败，让老百姓更加遭殃。所以说，用行政“１１０”来解决行政部门的“不作为”、“素质差”现状，似乎不是治本之道。

    有学者曾用“政府失灵”来表述目前政府行政行为存在的种种弊端。人们还形象地把“政府行为的低效、政府的自我膨胀和政府的寻租行为”而导致老百姓办事难的现象比作“肠梗阻”，这倒也很形象。问题是这个“病”到底怎么治？

    生理上的肠梗阻，分机械性、功能性、痉挛性、麻痹性、低钾性等各种不同类型，医生在治疗中，首先要通过诊断弄清病症，然后针对具体病症决定是采取手术治疗，还是进行保守治疗。目的是确保疗效，尽快为病人解除病痛。

    而政府部门行政上的“肠梗阻”，一般表现为政府机关行政上的慢作为、少作为、乱作为、不作为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病因则主要是由于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政出多门、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产生的机制性腐败等。事实上，目前政府之所以承担了太多的本该不是自身职责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对市场更多的干预，还是源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人员精力有限一情况下，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失，政府部门必然要死握行政审批权力不放，服务注定是“副业”了，服务不到位也是自然的。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扎实的效地解决政府部门行政上的“肠梗阻”问题，必须首先变革行政理念，重新思考和调整国家、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削减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铲除部门主义和本位主义。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政府”，达到“小而有效”的目的，进而扭转政府凭借自身权威和权力机制总揽社会公共事务的格局。是此，老百姓办事才会真正不再难。

    毫无疑义，自由的可贵之处是不“自由”，这也应该成为人们对自由的真实认知感觉。但对贪官来说，自由的感觉恐怕更多的还是个人位高权重情形下的权力无束、行为无羁，惟我独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而面对着高墙、电网、铁窗、劳改、监管等诸多严厉监控之下的人身自由缺失，“孩子死了才来奶”，“到了监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不知谭章荣的话其中有多少是“痛定思痛”、“幡然醒悟”、“悔之晚矣”，甚至是依旧眷恋着权力腐败所带来的不尽惬意？

    由此联想到了贪官程克杰，被收进秦城监狱的第二天，他就对办案人员说：“昨夜一直未眠啊，这里鹧鸪不停地叫。我的老家广西大蝗山也有这种鸟叫，以前听起来特别欢快，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起来特别凄惨？我想起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就像做梦一样，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方来了？”程克杰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走进监狱的，这纯属是瞎话。但有一点要肯定，贪官们原本并不坏，坏在后来顶不住各种诱惑放纵了自己，滥用手中权力谋私利，结果难以自拔，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生命的尽头。

    歌德说：“不是有水的地方都有青蛙，但是青蛙叫的地方必定有水。”一个人学好学坏，既源于环境，更决定于自身。在人生的旅途中，没有人能够打倒你，只有你自己，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谭章荣走上犯罪道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在主观上，谭章荣存在最后捞一把的敛财心态。尽管他前期还能把握住自己，但到了后期，特别是在面临退休的情况下，却心理严重失衡，认为若不趁这最后的机会捞一把，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因此利用工程发包之机而来者不拒，大肆收受贿赂。教训表明，一些人出问题，往往是被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俘虏而致。尤其是金钱、美色的诱惑。当然，金钱不是魔鬼，是人把它变成了魔鬼；钱能生恶，但恶在人而不在于钱。

    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自由实质上是选择的自由，是一种不“自由”，自由原本并不“自由“。因此，一个人若想拥有真正的自由和享受真实的自由，就必须随时拥护自由的劳累。掌管权力亦是如此。贪官的人生悲剧恐怕就是由于忘记了权力固有的特性——权力不自由，用权须受监督。

    “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个奴隶”。 一些人失去了自由，是由于他们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自由。遵纪守法才有最大的自由，一个人只有首先时刻约束自己，才会拥有自由。人生在世，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善于管理自己，限制自己，把握自己，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实践证明，善于将自己置于“畏、慎”之间，就会培养出一种刚气来，最终达到无所畏惧的境界。诚如曾国藩的一幅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有人问过曾经做过泥瓦匠的前西德总理舒尔茨：“做国家元首与做泥瓦匠有什么不同？”他回答道：“二者都必须是站在高处而头不晕。”我看这不是外交辞令，它说明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头晕”是干不成大事的，也无法赢得人们真正的尊重与信赖。经验告诫人们，权由民授，掌权为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终究要出大问题、栽大跟头，丧失自己的自由。

    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说过：“从贪欲开始就会在牢狱告终。”其实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的门槛并不高，稍微自由一点就有可能迈过去，最终牺牲掉自由。

    为了狠刹讲排场、比阔气歪风，规范公款接待，遏制权力腐败，继国家教育部之后，四川成都市政府也采取了如出一辙的举措：工作招待吃食堂。其最终结果如何，早已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在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禁酒文件中，并不缺乏“工作招待吃食堂”之类的规定，但最终结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干”，甚至不了了之，令人大失所望。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解决公款大吃大喝问题的思路是否对头了。生活的基本经验是：对一个时期内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要从方法上找原因；对于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对于大面积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但无论是从哪里找原因，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公款大吃大喝只是个腐败的载体，而并非是腐败的本身。就吃喝现象解决吃喝问题，最终必将陷入“吃食堂”而又无法有效管住官员公款吃喝之“嘴”的怪圈。

    事实上，对于公款大吃大喝现象，着实让广大纳税人很愤怒。但实际上接待者也有冤屈，他们未必就是心甘情愿整天去“三陪”的，很可能是身不由己。可以想象，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那是绝对不会义无反顾地自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不愿意睡”的。类似南京高淳县某中学会计李时东，为陪检查创省级示范学校工作的上级领导而喝得“以身殉职”的那些人，恐怕更多的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透过接待者为了取悦接待对象而不惜拚命的现象，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浮出了水面：“喝好酒就是政绩”早已成为官场上畅通无阻的潜规则。“朋友来了，招待不好，感情过意不去；领导机关来了，招待不好，工作就上不去。”已是人们牢记于心并熟练运用的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对于那些习惯于在酒桌上“拍板办事”或“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机关来说，实乃是“酒杯虽小乾坤大”，吃好喝好才是硬道理、硬指标。于是，为了博得领导机关对工作的肯定赞扬，为了获得更多的“计划指标”，为了争得领导机关“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接待者不豁出命来相陪也就鬼了。

    显而易见，公款大吃大喝久治为不愈，演成一种痼疾，告诉了人们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若想从源头治理公款消费黑洞，仅仅出台公款接待的标准和规定是不够的，一概地谴责执行规章制度不力也不客观，单纯地埋怨检查评比泛滥更毫无实际意义。切实做到清本溯源，解决公款大吃大喝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最大程度地解决制度性腐败、体制性腐败。即深化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制约公共权力，切实做到权由民所授，权由民所察，权由民所用，让政府真正成为服务政府。如果不从体制改革入手，变由民众控制住公共权力，最终的努力都是无法将官员从餐桌上减下来，更无法遏制住伸向公款招待的黑手。

    使公共权力驯化，在此基础上严格执行接待规定，才有可能真正规范好公务招待。问题只有这样去解决才行。

    仅仅是因为小区门口悬挂上了“盗贼止步，先礼后兵；如想尝试，后果自负”的告示牌，就使得8年来盗贼很少光顾。看来，这块“担负”着守护小区治安重任的牌子，对盗贼起到了较大的威慑作用。我不怀疑这块牌子会对某些“梁上君子”产生一定的心理震慑作用，但说它会产生这么大的“震慑”效果，我不相信，有点太八卦了。

    假如告示牌果真如此神奇，我们顺着此逻辑推演下去，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居民家庭入户门上书写“盗贼止步，先礼后兵；如想尝试，后果自负”的告示条幅，就可以不安锁不装防盗门而家居平安无事了；银行金库大门贴上“盗贼止步，先礼后兵；如想尝试，后果自负”的告示标语，就可以无人把守而令垂涎三尺的大盗们望怯步心灰意冷了；边防线上立起“外贼勿入，先礼后兵；如想尝试，后果自负”的告示牌，就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而从此国泰民安了。这有可能吗？显然是痴人说梦，很不现实的事情。

    由此联想到了古时候的“鬼画符”。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十分低下，广大劳动人民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非常薄弱，为了防御自然灾难的侵袭，劳动人民习惯于在桃木板子上书写类似狂草的文字，然后钉在大门两旁，藉以驱邪避鬼，保佑全家安康。“鬼画符”在当时盛行，恐怕也就是因一时“赶巧”的误导，使人们陷入了迷信。尽管时光转到了21世纪，人们在自然灾难面前仍然时常束手无策，任其疯狂。但是面对人类文明与科技的巨大进步，一些人仍然如此迷信于此，着实有些令人汗颜。

    那么，仔细剖析一下成都金牛区营康西路某小区门的居民为何如此热宠这块告示牌，甚至将其冠以目前时髦的“最牛”称谓而向社会推介呢？

    事实上，真正“最牛”的不是这块告示牌，光顾小区的盗贼少了，也不是这块牌“震慑”的。“该小区盗贼少了，有城市变迁发展的因素，也有门卫尽心尽责的作用。”茶店子派出所副所长王征力的解释还是比较公允的，也道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承认社会的发展变化，不看到治安综合治理的加强与改进，就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的态度。而某些人之所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地将该小区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的原因归结于某种虚无的精神力量上，恐怕还是因为戴有色眼镜看待社会治安维护力量，出于对于警察队伍一贯的认知偏见或者对其能力素质的不信任。就像父母子女关系中的“近的臭远的香”现象一样，正是由于人们心理上的“审美疲劳”，才导致了认知判断上的错误。

    顺便多说一句，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应该说，对于改革开放问题，绝大多数人都举双手赞成，没啥说的。但一遇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矛盾和问题，比如分配差距、环境、医疗、教育、住房等，许多人就很容易将这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心里总是犯嘀咕，甚至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导致信心不足。这是很不应该的。所以，我们看待任何问题都要坚持辩证思维，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假象所迷惑，不被表象所诱惑，不被谣言所盅惑，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既不能误将具体工作的失误，简单地归结为改革开放本身的问题，更不允许对改革开放说三道四，肆意诋毁。这也应该成为公民个人言行的禁忌。

    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世上没有人能够摆脱环境而独立生存。社会治理环境也是如此。对其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人们应当理性看待，热情支持与鼓励，而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看到这条消息，许多人的第一感觉是真邪性，太赶巧了，就是故意射击也不一定有这么准确。张玉川重伤，李娟毕命，夫妇平白无故地遭受如此横祸，确实很冤枉。但是说实在的，这种冤枉并非是因为他们被射击者误当野猪，而是射击者行为失羁，枪支弹药管理规定不落实所致。如果说“巧”的话，恐怕也就“巧”在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成了儿戏。

    规章制度不落实没有侥幸者。这是因为许多规章制度大都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积淀，甚至是沉痛教训的积累。这些教训许多就是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前人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给人们提供宝贵的借鉴，防止重蹈历史覆辙，相关组织把这些教训上升到规章制度的层面上，变成指导人们行为的操守，甚至贯以“红头文件”的帽子，以提升其贯彻执行中刚性力度。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可以说，凡是藐视规章制度的，最终必将以更大的血的代价付出而收场。新疆塔城市委副书记吕笃功狩猎误杀致人一死一伤的案件，便是典型一例。

    “非公务不准携枪进入娱乐、商业、旅游等公共场所”，这是枪支弹药管理的规定。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违反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理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非法持有、私藏或者使用爆炸物品和枪支、弹药。尤其是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各级公安机关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使用，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大力开展了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剧毒化学危险物品专项整治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吕笃功等4人无视枪支弹药管理规定，携带1支枪及子弹32发私自到裕民县野巴旦杏保护区狩猎的，规章制度对其根本不具约束力。尽管发生这一事件是偶然的，但是导致事件的原因则是必然的。由此可见，吕笃功狩猎射杀瓜农并非巧合，只要他无视法规制度，继续一意孤行，出事是迟早的事，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既然防止发生事件的规定制度已经不在他们的眼里了，还能侥幸几时？

    当然，等待吕笃功等4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代价不谓不惨重，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警示钟再次震聋发馈：上帝想要谁灭亡，须使他先发狂。一个人除非他控制住了自己，否则他将无法控制别人，更无法成就大事，做一名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实说，爱“管闲事儿”的市民在一个城市里并不鲜见，但一位市民因“管闲事儿”而受到市长的热情接见却不多见。而且这种接见是在市长“刚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的背景下进行的，读来着实让人增添几分感佩，也使人从中解读到了崔杰市长以人为本、躬亲为民的执政理念。

    其一，表明政府打击非法野广告的坚定决心，城市管理需要更多“管闲事儿”的人。其实，市长热情接见“管闲事儿”的市民，与其说是对二人义举的赞扬，不如说是对全体市民的一种鞭策。面对城市“牛皮癣”久治难愈的状况，净化美化市民生活环境，需要政府举重拳进行综合治理，严厉打击乱贴非法野广告的行为，更需要全体市民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投身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让贴野广告无立足之处。正象崔杰市长所说的，“只有更多百姓参与进来，我们的城市管理才会更有效果。”

    其二，在褒奖中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城市的主人翁精神。“孟戈和李大爷“为了城市更加和谐美丽”而奋不顾身地去“管闲事儿”，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市民主人意识的苏醒与回归。诚如孟戈所言：“‘创城’是所有长春人的事，我们得和给城市形象抹黑的现象作斗争。虽然我挨打了，但还是觉得这样做很值得，如果再发现这样的事，我还会管。”市民“管闲儿”挨打之所以还认为值得，关键在于他做了一件对美化城市、彰显主人地位有意义的事情。“管闲事儿”可能是市民生活中的小事，却是政府民生工作的大事。而市长的热情接见，既是对爱“管闲事儿”者的褒奖，更是对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积极性的实际推动，旨在唤醒市民的主人意识，鼓励市民热爱自己的城市。

    其三，预示着权力主体的回归，让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更清晰。在一个城市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他们才是城市终极的权力主体，真正的主权在市民手里。而市长作为市民的仆人，只是接受了人民代表的推选和委托，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力。市长只能对市民负责，并带头打造对人民负责的服务政府。反过来，市民主动参与城市管理也是对城市管理者的激励与鞭策，市长接见“管闲事儿”市民，既出于其内心的敬慕，更表现了他对主人的尊重。同时市民积极参与政府的城市管理，官员诚恳尊重市民“管闲事儿”的义举，也显示出了上下同欲，权责同源，也是政治民主的一个进步。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与全社会鼎力支持、全民热情参与的高涨热潮相比，昌平东小口镇半截塔村文化活动中心竟选择此刻在健身场挂牌禁止外来人员进入，无疑是跳出了一个与奥运精神极不和谐的音符，暴露了管理者的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而且有辱外来人员的人身权利，堪称一件憾事。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作：旁观者清。瘸不瘸，出来走两步便知晓。“这是对外地人的歧视”， 对于拒绝外来人员进入健身场的原由，半截塔村外地租户徐先生如是说，也许他的判断就是正确的。

     “这是村民自治的内容”根本就站不住脚。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基层直接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实行村民自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这两条重要原则。坚持依法办事，就是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自治活动，换个说法，就是自治活动的内容不得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地方，不能超出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和范围，半截塔村的做法就在这点上犯了忌。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所谓民事权利能力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的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地位和资格。民事权利是公民在社会上存在和生活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与公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权利。就权利的具体内容而言，民事权利主要由财产权和人身权构成。其中，人身权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等。无论是正式村民还是外来人员，其健康权和休息权都是平等的。半截塔村单纯地保护村民健康权和休息权，就意味着对外来人员健康权和休息权的削夺和侵犯。

     谁投资谁受益也不能成立。健身场是村民集体投资20多万资兴建的，外来人员没有“凑份子”，因此也就没有享用的权利，显然这是与文化设施较强的社会公益性特点相悖的。也让人们看清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行事规则在此派上了用场。站得再高一点去看，外来人员虽然不是正式村民，但同样是中国公民，都是阶级兄弟，都是当地的建设者，当地的GDP里凝聚着他们的辛勤汗水甚至是鲜血，他们同样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些险活、脏活、累活、苦活、不赚钱的活还不大都是外来人员干的，其隐形“投资”可能会更大，这笔钱如何计算？吃苦受累时想着外来人员了，文化享受却却极力排斥，这显失公平。也不能人为地让村内村外搞得人情那么生份，差别变得那么悬殊。中华大家庭，本是同根生。既为一家人，何必分熟生？还必须看到，外来人员必然有经济基础脆弱与拮据的现实，对免强维持生计的打工族来说，让他们投资文化设施建设，恐怕真的是力不从心。富裕起来的村民主动献一点爱心，建设文体娱乐设施，与外来人员共同健身娱乐，岂不是会使村子更加和谐吗？让外来人员享受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品德。

     至于村负责人“将来有可能扩建，会向外地人员开放”的答复，更是一句“一竿子支到3000年去了”的话，根本没啥指望了，使人心里巴凉巴凉的。同时，这句话也明确无误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外来人员禁止入内”将坚定地坚持下去。不可否认，在这个仅有2000余名村民的村子里，外来人员有七八千人，健身设施使用上的矛盾肯定会突出一些，但话又说回来，没有矛盾还用管理者干什么，比如面对场地和设施有限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健身人员健身项目和使用器材的科学调配来解决，只要分好流就可以大大缓解矛盾。更何况，外来人员也不可能人人每天都去参加健身活动，对多数为养家糊口而打拚者来说，恐怕就是“偶尔”而已。即使请他们去参加健身活动，人家有没有时间、舍不舍得时间还是个问题。心态决定状态，关键管理者的心里不能有排斥外来人员的思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让公众无差别地享受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是政府的责任，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村委会位微责重，责无旁贷。

    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法》，从法律角度明确了政府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农村全面普及免费义务教育的实践表明，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为政府合理配置资源创造了条件，有效地解决了弱校的师资力量、办学设施、办学环境等问题，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全面发展进步，免费义务教育反映了基础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

    必须肯定，近年来国家对免费义务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免除学费、杂费、教科书费）已基本实现，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意味着，全国城乡统一的普惠制义务教育格局即将开始形成，无疑是一件令欣慰的好事。

    然而，为此就有些媒体就发表评论认为，从今年秋季起，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将是全面、彻底、名副其实的免费“义务”教育。愚以为，眼下说这样的话，恐怕不能切合实际，有点为时尚早，眼下还不到为免费义务教育唱赞歌的时候，毕竟目前学生还得交教科书费。准确地说，只有到全部免除了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时候，才能说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全面、彻底的免费义务教育。而且，义务教育的真正涵义并不单纯地表现在“免费”上，更在于真正实现城乡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彻底解决师资力量、办学设施、办学环境、教学质量等参差不齐的问题，让广大城乡中小生享受到无明显级递差别的基础教育，做到“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才是免费义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单纯的免费将毫无实际意义，反而会促进抉校的雪球越滚越大，令家长不堪重负。

    许多事务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就是这样：“理是这么个理，但事却不是这么回事”，理论与实践脱节断条。这也正是目前人们最为普遍担心的问题，即全面免费义务教育能否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到底能够走多远？其实，目前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并不容人乐观，今后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需要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无疑由政府埋单。这就有一个如何确保保障经费按时足额到位的问题，而现状却令人很是堪忧。今年7月4日国家署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披露了对16个省(区、市)的54个县(市、旗)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调查结果。突出问题有两个：一是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有46个县的中小学校和教育、财政部门共挤占挪用公用、校舍维修改造等专项经费1.15亿元，占同类专项经费总额的3.8%。主要用于教职人员、学校基建、教育主管机构日常办公、偿还债务和购车等支出。二是部分资金管理较为混乱。有16个县的教育部门及学校共142个单位，把向学生收取或代收的考试、教辅材料等收费，教育经费拨款、食堂差价、房屋出租收入等共计4065.15万元，账外存放或存入个人存折保管，其中私存的个人存折达129个，金额2497.84万元。本来就不充裕的经费保障标准，经过这么随意挤占挪用和混乱的管理，怎么能够保障教学经费及时所需呢？

    正常的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和混乱管理，必须导致经费使用上的断档抽条和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即出现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的问题。审计报告指出，54个县自立项目乱收费和向学生收取明令禁止的费用共5109.99万元，违规代理收费11181.58万元。截至2007年6月底，54个县已负债26.88亿元，平均每县4978万元。从表面上看，学费、杂费、教科书费等是全部免除了，但接踵而来的以捐赠、赞助、补课、课外培训、考试、考务、借读、择校、热饭、饮水、单车寄存、电教、文印、微机、教辅材料、保险、校服、体检、疫苗等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乱收费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所免除的费用，致使家长的经济负担未减反增，免费义务教育有名无实。

    需要指出的是，审计具有抽查的性质，并不能真实反映教育乱收费的全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抽查的情况尚是如此，全国普遍的情况好得了吗？

    防止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现象，实现名副其实的免费义务教育，必须要按照《义务教育法》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教育收费及管理使用规定，注重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坚持依法收费、规范收费和公开收费；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北京奥组委官员7月23日宣布，北京将在奥运期间开辟3个游行示威地点，分别是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这一举措令西方批评者大感惊讶（据7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对设立示威专区的目的进行了解释：“雅典奥运会也设有示威抗议专区，想表达自己观点的示威者可以到那里去。”刘绍武的谈话向公众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政府积极兑现申奥承诺，决心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体育盛会，向外国展示中国的形象。

    对中国政府来说，尽管早在1989年10月31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已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有了法律保障，但是抗议示威仍被视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公众意愿表达形式，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将抗议示威列入“允许的范畴”，为奥运会的抗议者设定专区，提供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无疑是国内政治常态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彰显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开明与务实，这是开放的大国应有的海纳百川的胸襟。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当然，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中国政府允许反对者对奥运会进行抗议示威，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得事先提交申请，并获得批准。所有抗议示威活动必须依法进行，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不得破坏奥运会。尤其是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的四种情形不能突破：即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煽动民族分裂的；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这些情形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抗议示威活动应当是和平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一贯极力标榜自身拥有“高度政治民主”的美国，布什总统在国内进行某项活动时，持有不同政见者要举行示威抗议，也只能是在被警戒绳划定的区域内依法举行。凡是跨出划定区域者，就会因违法而被警方逮捕。毕竟，始终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增强公众的安全感，都是管理者所刻意努力追求的。

    其实，为对北京奥运会持不同意见者提供一个表达观点的平台，天不仅不会塌下来，相反还会让天空更蔚蓝，阳光更灿烂，空气更新鲜。中医经络学讲究“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同样的道理，勾通与表达才是消除怨恨的有效方法。人们表达言路不畅，注定会积结怨恨。据说，最早在奥运会上设立示威专区的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就较好地收到避免一些冲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民主的“刺耳批评”愈加声衰的事实，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开放与灵活可以缓和许多国际批评声音。